旧上海最后一位市长

被誉为“中国公路之父”的赵祖康，在50年前上海解放前夕，代理了7天的上海市长。在保证上海解放时良好的政治局面这场紧张而复杂的斗争中，赵祖康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尽心尽力的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1949年5月24日凌晨1时半，忙碌了一整天的赵祖康，刚上床休息不久，便被一阵急促电话铃声惊醒。他赶紧拿起听筒，听见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保泰似乎非常紧张而短促的话语：“赵局长，陈市长请你立即去市政府，有要事相商。”听到这一情况，赵祖康一时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推说司机不在，无法马上就去。但是，对方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立即派车来接。

陈保泰派来的车子先把赵祖康接到陈保泰的家。到了陈家，赵祖康看到他们一家人正在匆匆忙忙地收拾金银细软和行李，准备逃跑。陈保泰只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局势很不好，我们已经准备撤离，陈市长有事找你商量，请你快去。说完，就叫车夫赶紧把赵祖康送到陈良家去。到了陈良家，陈照例谈了一些对局势的看法，然后说明，他们已经准备撤到台湾去。他还给赵祖康看了何应钦在4月间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讲到，国民党政府在撤离南京时“秩序甚乱，市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国际视听太坏”。最后，陈向赵说，在当前时局紧张时，希望你能够在我离开上海后，担任“代理市长”，以维持市政局面。这一情况，是赵祖康万万没有想到的。

赵祖康在作出愿意出任上海市“代理市长”一职的表示时，已经考虑到，在此之前，与他联系的地下党员王月英曾经多次对他说过，一旦形势紧急时，如有机会，可以设法把国民党市政府的机关接过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在与陈良交谈时，赵祖康觉得这时时机已经成熟，即使担任“代理市长”需要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于是，他最后接受了这一任命。

陈良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取笔当场写下“手令”，交给赵祖康。这时，精神松弛下来的赵祖康才发现，原先坐在一旁听他俩谈话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离开了现场。也许他觉得已经完成上司的指令，再坐下去没有必要了。

接受代理市长一职后，赵祖康问陈良，你要我代理什么呢。陈良回答得很干脆：就代理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

完成了交权任务的陈良，显得特别轻松，他把他的秘书处长陈瑜叫来，取出上海市市长的大印，想把它交给赵祖康，赵坚持拒收，希望他们到第二天在市政府办公室当众交给他。也许陈良怕变卦，死活要他收下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赵祖康只得拿着大印回去。此时，已是凌晨3点。赵祖康辗转难眠，思考着需要应对的各种问题。

5月24日上午，陈良在市政府会议室召集各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声言他自己将离开上海，市长一职请赵祖康代理，征询与会人士的意见。赵祖康在会上再次表示谦辞不就。这时，早有准备的陈保泰率先站起来表态，表示支持赵祖康出任市长一职，随后，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这件事至此算是尘埃落定了。

会后，赵祖康考虑到这次会议少了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上海滩上的杀人魔王、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他想，如果不把这个人的问题处理好，要维持上海的治安谈何容易。于是，他要求陈良把毛森叫到陈的办公室，当面向毛宣布决定，并听取毛的意见。毛到后，赵祖康先发制人，主动提出，希望毛森能够出任“代理市长”，去意已定的毛森干脆利落，说了两个字：“不行。”听到这句话，赵祖康的心定了一半。接着，他又顺水推舟，要毛森推荐一人，协助他维持社会治安。毛森毫不迟疑地推荐了时任警察局副局长的陆大公，不过，使赵祖康大吃一惊的是，毛森居然说，他早已怀疑陆和共产党有关系，本来准备把陆抓起来枪毙的。但事到如今，就只当不知道了，利用他，便于和共产党打交道。毛森还说，现在，各警察分局都已由副局长管事，一旦共产党打进来，由这些人交涉起来也比较方便。

毛森下午就叫陆大公到市工务局来找赵祖康了。陆大公拿出毛森手写的推荐信，上面写着，“请委派陆大公为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赵祖康接过这张纸，在上面批了两个字：“照派”，并要求陆大公切实担负起维持上海治安的责任，有事随时与他联系。

伪警察局的问题解决之后，赵祖康又着手处理一块更硬的骨头——国民党上海警备部队。他向陈良提出，希望一起去找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陈大庆。陈良想的是如何尽快逃离上海，因此对赵祖康有求必应。于是，24日下午6时，他俩又驱车去见陈大庆。见面后，赵祖康当面向陈大庆提出，军方将来在撤退时，不要发生大的冲突，要顾及上海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因为没有见到汤恩伯，赵祖康还要陈大庆把这些意思转告奉命据守上海的国民党嫡系军阀汤恩伯。陈大庆总算冷冷地表示接受。

赵祖康觉得，还需要与在上海的元老前辈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当天，虽然非常繁忙，他仍然两次拜访颜惠庆。在此前后，还遍访各界人士，如张元济、徐寄、侯得榜、茅以升等人，吸取他们的意见。

5月25日凌晨12点半，赵祖康接到陆大公来电，说是长宁路和常熟路两个区的警察分局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占领，要赵给予指示。听罢陆大公的汇报，赵祖康立即指示说，各警察分局都应切实担负起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同时，不要进行任何抵抗，向解放军缴械投降。最后，赵祖康告诉陆大公，他可以视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不必事事请示。

放下电话，赵祖康随即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电话线路，和陈良、陈大庆通电话。当时，由于苏州河北尚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赵祖康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维持苏州河以北地区的治安，如何促使国民党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尽快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因此，在和陈良、陈大庆商谈时，赵祖康提出，要他们下令迅速撤退部队，免得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并说，自己立即赶赴位于汉口路的上海市警察局，和陆大公商量处置当前事态的对策，然后，再赶到苏州河以北地区，和陈良碰面。

赵祖康刚想动身，势如破竹的解放军部队已经进入市区。凌晨2点半，陆大公来电话报告，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八仙桥地区。赵祖康要陆赶紧派车接他到警察总局去。但是，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现在外出非常危险，劝赵祖康此时不要冒此风险。于是赵祖康在电话里反复向陆大公交代，务必保护好市政府大厦，立即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升起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赵祖康在无法外出的情况下只得待在家里，通过电话遥控指挥。大约25日凌晨3点左右，赵祖康再一次和陈良通电话，说明自己已无法外出，因而无法与他会面。随后，又把同样的意思电告了陈大庆。到4点钟，他想再度和两陈通电话时，已经找不到他俩，估计已逃离上海。至此，赵祖康全面担负起主持上海市政的责任。

5月24日，是赵祖康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一天，自凌晨接陈保泰电话，直至忙到下半夜（实际已是25日凌晨）。这一天，他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有合过眼，24小时连轴转，恪守职责，和四面八方联系，想尽一切办法，稳定上海的局面，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虽然此时他无力完全控制整个局面，但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应做的一切，这一点是应该载入上海解放史册的。

正当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内部为物色代理市长而紧张忙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大军压境，兵临城下。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12日开始，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24日晚9时，向市区发动总攻，首先从徐家汇进入市中心。到5月25日，苏州河以南地区获得解放。

25日一早，通宵熬红眼睛的赵祖康，再一次来到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颜惠庆的家里，请教如何向共产党办理政权移交。颜惠庆对赵祖康表示对他担任“代理市长”的坚决支持，鼓励他承担起责任，圆满地做好工作。大约在9点半左右，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李思浩和刘白（又名刘军亮）来到颜惠庆的家里，告诉赵祖康，中共方面将在下午派人来和他商谈政权交接事宜。

接着赵祖康就坐车到外滩市政府去察看情况。到那儿一看，市政府大厦上已经升起了白旗，往日在大厦门口站岗的哨兵也已不见了，看见大门口排列架放着原市政府所有的枪支。他知道，陆大公已经贯彻了他嘱咐的有关投诚的安排，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赵祖康走进办公室后，要求在场的各局处高级职员坚守岗位，照常办公，忠于职守，安定人心，静候处置。这时，他想得最多的是，首先要千方百计把国民党市政府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于是，他一到办公室，就分别把市财政局和市银行的负责人找来，关照他们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把现存的财产和档案资料保管好，不得发生任何问题。接着，他又把市政府秘书处处长陈瑜找来，要他负责把市政府大楼内部的所有资产保管好。

下午，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专员侯砚圃及秘书陆槐清冒险来到市政府。赵祖康指示徐以枋找工务局重要职员回岗办公，通知各工务所抢修重要工程，确保交通。要侯砚圃和陆槐清留守在市政府，并分别给各部门的主管负责人，传达他的三点指示：第一，各局处员工必须坚守岗位，有工作者仍须办公；第二，各部门必须确保档案和一切财产的完整齐全；第三，市政府各局处的移交必须有系统地进行，而且必须事先经过赵祖康的联系，方可办理。同时，通知各局处的主要负责人，从26日起，必须指派几名高级职员到市政府集中办公，以便及时沟通情况，保持联系。

处理好所有的事项，已经到了25日下午2点。赵祖康赶到李思浩的寓所。这时，他才感到，因为紧张繁忙，连午饭都没有吃，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于是，他在李家匆匆吃了一点点心，随即就和中共派来的接收代表李公然会面，商谈交接事项。赵祖康提出了他对移交工作各方面的考虑，李公然大部分表示同意。经过会商，达成八点共识。

此外，赵祖康还提出，要释放“政治犯”和被捕学生。对此，李公然明确表示赞成，同时指出这件事须先与军管会接洽后再办。事后，赵祖康按照李的意见，与解放军进行了联系。26日，落实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大多数是学生。

最后，李公然等还对赵祖康强调，一切重要事宜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全权处理，但是，有些具体事项则由赵祖康负责执行。

所有的事项均商妥后，赵祖康返回家里。25日下午5点左右，他的亲戚曹石俊来看他。赵祖康便把下午与李公然等同志会晤的情况作了介绍，并委托曹将这些情况转告上海地下党与他的联络人田绥祥。随后，赵祖康又立即赶到市公用局局长刘锡祺的家里，要他马上布置各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务必在26日清晨恢复行车。以保障市民生活和工作，安定人心。等他布置完工作，回到家，又看见曹石俊在等候。原来，田绥祥听了曹石俊的情况汇报，要曹立刻再来找赵祖康，对赵祖康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作了进一步的指示。

晚上10点，劳累了一天的赵祖康，正在回顾一天的工作，思索明天该做些什么。颜惠庆又打来电话，告诉赵祖康，苏州河北岸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残余部队发生了战事，要他立即设法与当地的国民党守军取得联系，说服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赵祖康设法同解放军师部一位姓何的同志取得联系。到了午夜12点他接到何同志的复电，告之明晨9时起，苏州河畔的战事将暂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放军将暂停进攻，从而可以和平解决苏州河北岸问题。听到这一消息，赵祖康感到非常欣慰。

5月26日清晨，如赵祖康所布置的那样，上海市内的公共交通基本恢复正常。上午10点，赵祖康赶到市政府大厦，主持召开各局处负责人会议，在会上，赵祖康详细介绍了昨天他与中共代表商谈的事项，要求各部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接着，会议又讨论决定了一些当前必须处理的事务。最后，赵祖康特别提出，尽快释放仍被关押的学生，尚未释放的学生责成市警察局必须“妥慎保护安全”。可见，赵祖康心目中，保护青年学生，使他们免遭毒手，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当天下午1点，赵祖康又赶到李思浩的寓所，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联络员刘光辉同志会晤，旋即陪同他到市政府大厦，紧急处理劝敌投降事宜。原来，在苏州河北岸的邮政大厦内，盘踞着国民党青年军204师残余部队的200余名官兵。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上海城市建筑的破坏，也为了减少人民解放军的伤亡，我方决定，请赵祖康一起来做工作，设法劝说敌军放下武器投降。赵祖康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在市政府大厦，接通了邮政局上海分局局长王裕光的电话，指示王设法就近完成劝降任务。迫于苏州河南岸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各方经过下午3个多小时紧张反复的电话谈判，驻守在邮政大厦内的国民党残匪被迫接受了投降的5项决定。下午4点多，邮政大厦的楼上，插上了投降的白旗。

接着，赵祖康还协助人民解放军与各方面联系，协助解决了盘踞在苏州河北河滨大厦、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相继促使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放下武器，使这两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得以完好保存。

5月26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由晨钟同志率领的警卫部队，开进市政府大厦，全面接管警卫工作。赵祖康专门陪同晨钟等视察了档案室。当晨钟看到妥善保存的各种档案，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据统计，共接收档案材料224．7万卷。

5月27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最后抵抗，俘敌15万人，终于使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胜利解放。当天，《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发行。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中严正指出：“对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党、政、军机关，必须立即接管。我们号召各机关的旧员工不要惊扰，各在原职位上服从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其派出的军事代表，迅速完成清点移交等工作。一切听命处理，不准许有任何破坏。”赵祖康反复阅读了这一节后，立即叫总务处通知市府本部及财政局、工务局、警察局等单位主管档案、财务工作的人员当天下午开会。下午3时，赵祖康在市府秘书长室严肃认真地向在座的各局档案、财务负责人再三关照，要严格执行军管会的要求，确保档案财产的安全。当晚，赵祖康又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辣斐新村21号参加一个茶会，到会的有国民党市政府有关局长和一些知名人士。赵祖康在会上要求各位保管好各方的档案、物资、财产，办好移交。